文 |何香奕 张蒙

编辑 |陶若谷

极昼：你在论文中提到，“天价彩礼”大多由贫困地区家庭条件较差的农村男性承担，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彩礼费用反而是最高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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靳小怡：农村男性要结婚的话，彩礼就是一个敲门砖、一张入场券，如果没有就别想结婚。在西部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，农村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更严重。除了当地女性人口大量外流，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女性愿意嫁到这，除非她来自比这个地区更贫困、更落后的地方。

在西部，准备一个房子就是简单的一个小砖房，花不了太多钱，彩礼更为重要，远高于当地人均收入。为了吸引一些女性能够嫁到当地，就有意把彩礼提高，而在这些地区，媒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会把一些更贫困落后地区的女性介绍到当地，谢媒费也比较高。

极昼：从数据看，和西部地区相比，好像中、东部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更高？

靳小怡：婚姻支付成本分成四个类型：彩礼、婚房、媒人费、婚礼。根据2018年调查，男方婚姻总成本最高的为湖北，总成本达11.27万元，其次是安徽；彩礼方面，甘肃的彩礼金额和占比均最高，彩礼均值高达4.41万元，占结婚总费用的52.88%；婚房方面，金额最高的为湖北，其次是安徽，均为7万元左右。

●2018年11省男性婚姻成本。图源：《天价彩礼源何来: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》靳小怡、段朱清

从地域看，西部地区彩礼占比最高，东部地区婚房的占比是最高的，这也是符合预期的，与经济发展差异相吻合。中国女性是向上婚配的模式，找的丈夫在各方面条件都要比自己好一点，特别是在经济条件上要比自己好一点。这导致女性婚姻迁移呈现往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迁移的趋势，从农村向城市，从西部往中部，中部往东部。

所以东部其实不存在很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，彩礼对东部地区的人来说不是那么重要。但是东部地区的房价比中西部要高得多，反而婚房是一个必备条件。如果说中西部农村男性面临的成婚障碍是“生存问题”，那么东部农村男性面临的则是“发展中的阵痛”。

极昼：从婚姻总成本，还有彩礼、婚房占比看，江西都不是最高的，为什么江西的彩礼这么受关注？

靳小怡：宏观看是当地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，还因为江西是人口净流出的一个地区，仅次于东北三省，人口流动大。另外江西的工资水平比较低，房价比较高。我们研究也发现，2000-2009年婚房占比里湖北依然最高，其次是江西。这跟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市场化、消费主义有一定关系，导致了江西婚姻费用居高。

●各省婚房费用分布。图源：《天价彩礼源何来: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》靳小怡、段朱清

江西彩礼的问题与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有关。在大家关注高彩礼背后，是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、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，人口进入负增长，对经济人口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人们感受到目前年轻人恐婚和找对象难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再加上物价房价上涨、生活压力大，由此对高彩礼等不良婚俗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升。

极昼：根据你的论文数据，彩礼在近30年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攀升，且在2010年后上涨快，相比于1999年以前结婚的农村男性，婚姻总成本是前者的7.64倍。彩礼为什么不断在上涨？

靳小怡：现在中国是男比女多的社会人口性别结构，男性婚姻挤压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，物价不断上涨，人们也越来越追求物质上的享受。但人们对婚姻的强烈需求不会因为高额婚姻成本而降低，进一步加剧未婚男性对有限的可婚配女性资源的竞争，进而抬高男性婚姻成本。

●各省彩礼金额的地区分布。图源：《天价彩礼源何来: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》靳小怡、段朱清

决定彩礼的因素还有文化观念。不光是中国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父系家族制度，这个制度下的婚姻模式有三个特征，夫系、父权、还有从夫居——

夫妻双方结婚后，孩子要跟着丈夫姓；父权指的是女性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上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；从夫居一般是农村女性嫁往其他的村子，在结婚那一刻，她从人身依附关系到劳动力都会从娘家转移到夫家。这跟社会性别平等有直接关系，但这种习俗很难去改变，只能通过公共治理的角度去逐渐削减。

一个地区或者村落的习俗或者风气也有影响。根据我们之前的调研经验来看，女方父母对彩礼的做主权比较大，但更多父母是被社会化，有一种从众的心态。比如周围的人都要彩礼，如果他们家不要，就显得与众不同，或者会被别人戳脊梁骨，而且如果这个地区存在高彩礼的风气，还会有要攀比、挣面子的心态。

极昼：面对这样一种社会习俗，农村男性和女性是如何看待“彩礼”这件事的？

靳小怡：在前期的社会学研究下，我感觉男性更多是一种被动地接受，会认为自己是受害的一方，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男性，承受更多压力。彩礼导致适龄男性恐婚、被迫单身，也有很多男性在网上发帖，因为彩礼导致感情破裂。

女性也是“高彩礼”的受害者，感觉自己是待价而沽。有女儿的家庭，在女儿出嫁的这一刻，通过彩礼这种手段给家庭经济带来一些好处，而对于有兄弟的家庭，女性往往成为换婚的牺牲品。

极昼：你在论文中提出“保护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，减轻对被迫未婚的大龄男性的社会排斥”，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
靳小怡：在农村这些难以成婚的男性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，个人性格有缺陷，或者长得矮、长得丑，如果这个男性到了28岁、30岁还没结婚，有可能终身都结不了婚，这个时候村里的婚丧嫁娶活动，有可能就不会请他们参加，会瞧不起他们，不跟他们说话。这样的男性本身就会受到社会的排斥，有行为上的排斥，也有心理上的排斥。

中国是有普婚制，就是整个社会都认定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结婚的，但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态势下，注定有一部分群体一辈子都难以结婚。加强整个社会对于未婚群体的社会包容度，尊重成婚是个人的自由选择。从社会保障政策上，给予他们更多支持，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发展。

当然也不能强迫女性去将就一个男人嫁了，不应该去批评女性自私、丁克，没有社会责任，这也是在侵害她的人权。

极昼：这篇论文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传播时，有大量女性认为你在为男性说话，忽视女性婚后的隐形成本，你觉得网友为什么会这样去理解？彩礼背后两性价值观的冲突主要在哪里？

靳小怡：女性在婚姻中的隐形成本的确存在，比如家务分工，基本上所有的家务活，包括对于老人、子女的照料，都是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，她又没有办法获取到收入。

但这种补偿不应该体现在彩礼上，应该是靠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去保证。在我看来，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解决女性的工作、家庭冲突问题，保障婚姻质量，从本质上看还是要提高女性在全社会的平等程度。

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，会认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而彩礼本身是一种传统习俗——农村现在支付彩礼类似于以前的分家模式。二十年前我在湖北、陕西等地做过相关的大规模数据分析，发现婚后3~5年是分家的高峰期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小夫妻追求个人生活的独立性，在农村也能看到分家时间在不断提前。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能看到农村的分家已经提前到儿子结婚前那一刻，会以支付彩礼和帮儿子买婚房的形式把分家提前做好。

这是一种习俗的延续。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，人们去追求婚后一种更好的物质生活，是无可非议的，但是把婚姻完全物化是不对的，这相当于否定了爱情是婚姻基础的底层逻辑。保证婚姻是不是幸福，是双方对彼此的尊重、理解和相互扶持，而不是彩礼。

只是说当彩礼超过当地的平均可支配收入、或者可承受范围，达到一个不合理的程度时才产生问题，造成冲突。而一些女方家庭索要“天价彩礼”，将高额的货币支付等同于女儿的“身价”与男方的“诚意”。这恰恰让女性物化，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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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昼：“天价”彩礼还会产生哪些问题？

靳小怡：一个是因婚致贫、因婚返贫的问题。农村男性家庭要结婚，主要就是父母承担，还有向亲戚朋友借，有的农民为儿子成婚背上了几十万元的债务。现在我们还看到高彩礼已经诱发出一些地区出现换亲的现象，也叫做买卖婚或者换婚。

有兄弟的家庭嫁女儿，彩礼会比较高，比如说把女儿嫁出去，换一个儿媳妇进来。2008年我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跨省婚姻，很多女孩从这个云贵川比较落后的一些地区，通过媒人给介绍的当地的男性结婚，丈夫比她大很多，相当于女方父母把她卖到这一家。

还可能会引发骗婚类事件，两边刚订完亲，男方付了高额彩礼，女方就失踪了，在裁判文书网、媒体报道里也能看到很多因为彩礼出现的诈骗案件。

“高彩礼” 并不能得到保证婚后婚姻质量，直接会影响到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。2008年我在安徽调研时发现，相当一部分男性因为高彩礼问题结婚很晚，要攒相应的钱，支付很高的彩礼，好不容易娶到一个媳妇，而妻子的年龄往往会比他小的。在这些家庭，因为年龄差的关系，女性跟男性在教育和收入上差距会很大，夫妻关系并不平等，男性对妻子冷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发生率高于一般家庭，对于妻子而言，离婚意愿比较高，婚姻满意度相对较弱。

极昼：一些地区仍然维持低彩礼，在你的分析中，与父辈责任感高度相关。父辈责任感是如何影响彩礼的？

靳小怡：父辈责任感指的是在父系家族制度下，父母对子女成婚在传统上是有义务的。我们研究发现，父辈的低度责任感与低额彩礼是西南农村的普遍现象，而中部农村表现为中度责任感与适度彩礼，高度责任感与天价彩礼更多出现在西部农村。

越是传统的地区，相应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滞后，留存的父系家族制度的习俗也越深重。在这些地区，父母就会有更大的责任感，觉得帮助子女，特别是帮儿子成婚是他先天的义务。

而经济比较发达、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，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或者被现代婚恋观影响的人群，不太会受到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或者“姓氏必须要传承下去”这种老观念的影响。相对来说，这些父母会认为子女结婚是个人的选择，只会在结婚时适度进行经济支持。

极昼：在你的分析结果中，有什么是超出预期的吗？

靳小怡：根据男性样本提供的女方婚姻成本信息，男方总婚姻成本远高于女方，分别为84111.50元和26778.07元，男方婚姻成本约是女方的3倍。这也在预期范围内，但我做过前期调研，以为这个倍数应该更高，到5倍或者6倍，结果发现女方在婚姻缔约过程中也是付出了一定的经济投入。

女方的嫁妆历来不是中国传统婚姻缔结的一个必要条件，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。通常中国女性嫁妆她都是可携带性质，比如说男方买了房子，女性就出装修或者床上用品、家具，都属于非不动产。

这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高有关，还有现在农村女性基本上在婚前都有城市打工经历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城市里现代婚恋观的影响，在婚姻支付上更加平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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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昼：现实生活中有人认为谈彩礼就是现实、伤感情，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？

靳小怡：家庭经济学鼻祖Becker在解释人类婚姻行为时说，这是男女双方家庭的一种平等的交换，当这种交换能够给个人带来最大效益时，才会选择结婚。但婚姻缔结的前提是男女双方的感情，这很难用经济量化。比如男方是一个高学历研究生，但是家里比较穷，女方愿意不要彩礼。

彩礼在传统婚姻中更多代表一种礼仪，并不是婚姻的交换条件，或者具有交换价值。现在彩礼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标准，成为交换条件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建立新婚家庭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，但应该是夫妻在相互尊重、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，各家自愿表达、量力而为。

现在城市很多年轻人结婚，不需要举办任何仪式，也不用走过去这些复杂的流程。彩礼应该回归习俗中象征礼仪的功能，让决定权回归到当事人自身，让他们自由选择。

极昼：近日以来，全国多地倡议抵制高价彩礼，签承诺书、开座谈会、组织集体婚礼、鼓励“零彩礼”的活动，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有效吗？

靳小怡：我看到现行的举措大多面向女性，适婚女性或者丈母娘，倡导女性抵制“天价彩礼”。但爱情与婚姻是两性的事情，在让女性如何做的同时，还应关注男性的观念与行为，以及当地的村规民俗和经济发展。

“天价彩礼”集中在欠发达的一些农村地区，从长远看，这些地区需要抓经济发展，提高男性自身素质，可以加大对男性的教育和就业培训，或者创业支持，让男性有正确的奋斗观和婚姻观。

人们观念的转变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条件上的。如果经济发展没有达到，仅从政策上宣传倡导，可能仅仅是一时的效果。治理天价彩礼需要更加综合性、长期性的一揽子政策设计。

结婚完全是个人的选择，既是感性的选择，也是理性的选择。对于个人的婚姻行为，社会治理应该有一个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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